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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楼顶的艾米

当我还是青少年的时候，读了很多书。其中有本达利的《一个天才的日记》。达利在小小少年的时代就表现出惊人的特立独行，比如，他老人家上小学穿黑斗蓬，从楼梯上跳下将自己弄伤只为吸引别人的注意。以现在的标准看，这孩子毁了，属于脑残。可达利之所以是达老师，因为他自己说他和疯子的唯一区别就是他不是疯子。然后我就记住了达老师和超现实主义。但达老师的作品里我最喜欢的不是他著名的荷包蛋似的时钟或红嘴唇的沙发，而是《站在窗边的女孩》。原因自己亦不可知。我之所以想到达老师，是因为我一个人在整理两大箱的旧东西旧照片。我翻到了《站在窗边的女孩》明信片。那个邮戳狠狠地敲在女孩的腿上，一张寄自本埠的明信片。差不多在那年夏天，那个时候孟津辉特别火，我们也排练他的话剧。由于我已上班，所以就凑合着演些路人甲乙丙丁等。排练好像很不容易，不是人不齐就是没排练场地，耗了2，3个月的样子。最后演出时，也就是自己演给自己看并拍了录像，为庆祝成功，当晚十几个人喝地大醉。那个时候我也迷电影，VCD盗版多是些不着调的片子。我记得一次在上戏礼堂看法国片，原版、没有中文字幕，一个戴眼镜的男人在银幕边上念中文台词，无论电影里的人说我爱你还是我恨你让他读出来都是一个调。这位老师心若止水严谨科学的作派让我印象深刻，倒是电影本身全忘了。后来，应该是几年后的光景，又一次去上戏礼堂，看上昆排的全版《牡丹亭》。带一个姓安田的日本朋友同去，她无非是看个热闹，怎奈演出冗长再加上正演《冥判》一出，看得甚是恐怖，提前退了场。之后安田在上海的3年里，周末多是和她一起喝酒，也有约上若干人上她公寓里吃她做的日本菜。一回在她那吃完饭，她说让大家一起看看从日本家里寄来的录像。那是记录她成长的片子，从出生到高中。不管怎么说，我那时候特羡慕，因为我不曾拍过这玩意儿，顶多也就是留了点相片。于是我想以后我的孩子也要给他拍点这玩意儿以示留念。我辞了第一份工作第一次去云南时只带着个为拍照留念用的小小胶片傻瓜机。在丽江，结识了长我好几届的王老师，之所以叫老师因为人家在IBM上班看着比我们富足许多，此其一。其二，王老师体力好得惊人。比如在爬明永冰川的时候我们几个是第二天早上上山，王老师当天下午就上山，后来估计是嫌不过瘾，回到丽江又独自爬了趟哈巴雪山。就是在那次哈巴，王老师险些送了命，那个拍摄了我们快乐时光的小摄像机掉下了山涧。

所以，当我莫名其妙地想起他们，就有种莫名其妙的感怀。生活就像一台老虎机，你永远不知道会蹦出什么来。这些人或断了联络或不知所踪。王老师后来离开了深圳据说来了上海，可再没见过；安田回日本后嫁了个英国人，我去日本的时候找过她一起吃了顿饭，后来再没联系；至于寄给我明信片的牛老师，神秘兮兮间或神秘的有过电话和EMAIL，最终没了踪迹，听说可能在日本；很多年过去了，排练话剧的那帮人有人出国有人离开上海有人成为摇滚乐手的妻子，还有个哥们倒是偶尔联络，就在前些天他跟我说：你啥时候来我家玩8，我老婆最近迷上了电子游戏，我一个人很无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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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 是不是一个人开始回忆，说明他的心态老了？